文化庄子：蜀人庄遵与蒙人庄周的合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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几个叫法有些绕，得先拎清：庄遵、庄周、庄子，三个人名两个人。且那两个人，是先后生活在两个互不搭界的地方、彼此之间毫无交集、最终被后世文人揉成一“人”的人。

特别是古蜀郫县那个庄子，或庄遵，另有一名字更响亮：严遵，字君平，人称严君平。同一人，两个姓，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两人。

这个特点，蒙人庄周没有。

以下在谈到蜀人庄遵时，偶尔会提到严遵，更多会提到严君平，甚至也会提到他的尊称庄子，只要未做特别说明，都是说的同一个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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庄遵是古蜀郫县、今蓉城郫都人。生前，可是大丈夫站不改姓坐不改名，在家乡及周围一带从事算命和教书活动，从未用过什么“严遵”或“严君平”。

庄遵先生靠算命、教书为生，居然活到九十以上高龄，堪称当时蜀人的生命奇迹。更不要说他那漫长的一生，还留给后世《老子指归》等巨著、大儒大文豪扬雄等弟子、在文翁石室客串过老师、在蜀地留下 多处 以他命名的村落、惹来多地至今争做他的故里或墓地，完完全全是当时，以及此后的蜀人当中极高光的人物。

尽管庄遵或严君平在不久前的四川十大历史文化名人遴选中未上榜，但他的得意弟子扬雄榜上有名，他也就足以笑傲九泉了。

谁叫四川历史文化名人太多，今人的眼光和标准太那啥，连大名鼎鼎的严君平也挤不进前十。遥想在盛唐，严君平及著作《老子指归》，可是被皇帝唐玄宗亲自推荐给世人学习的。

因为出名极早及影响极大，庄遵先生也被尊称为庄子。久而久之，他本人也常以庄子自称。譬如在《老子指归》中，谈及自己见解时，“庄子”至少出现十五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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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管在此之前，远在古蒙人、今安徽蒙城（或河南商丘，或山东东明。三地在争，不敢得罪——井民注）的庄周，已经去世二百来年，也曾被尊称或自称为庄子。但那会儿的“庄子”，还是蜀人庄子是蜀人庄子、蒙人庄子是蒙人庄子，二人之间互不知晓，也没发生过任何关系。

证据是，在蜀人庄子的著作里，没见蒙人庄子的影子。如前所述，那里面的“庄子”，是庄遵本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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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后来，因为一个人，让事情变得复杂起来。

这个人叫司马迁，他在蜀人庄遵出生前四年去世。去世前，弄出部对后世影响极大的史书，把老子、庄子、申子（申不害）、韩非子四“子”做了整体推介。

其中对庄子的记载大概是：庄子姓庄名周，蒙地人，当过漆园小管事，与梁惠王、齐宣王同时代，眼界极开阔，学识极渊博，文风极豪放，想像极出格。但论其思想硬核，还是来自老子。该庄子生性追求自由，誓言宁肯做一头孤独的猪，也不愿从君王之命做官。蒙人庄子毕生留下十余万字著作，非作古正经码字，多用编故事说理。所编故事，角色明显为假，寓意明显属实。除道家师爷老子外，几乎所有的文化牛人，都被他编兑和嘲讽。怎奈他行文狂放，用语怪诞，那些被扁被嘲的文化牛人，很难作出像样的反驳，只好稳起不吱声。

很显然，太史公笔下的庄子，无论以在世的时间论，还是以行文的风格论，只能是蒙人庄周，不可能是蜀人庄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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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是重要问题出现了：司马迁也好，庄遵也罢，都是生活在西汉的人，他们离开世界后，时代又经历了东汉。西东两汉加起来，长达四百余年，竟也没啥人提到那个更早的蒙人庄子。

太史公不是说，蒙人庄子的思想硬核是老子么？可是后人发现，整个两汉四百余年，极少有人在研究老子时，提到这个被太史公载入史册的庄子。甚至同为西汉人的邻氏、傅氏、徐氏、河上公、刘向、毋丘望之、以及庄遵等，都没在自己研究老子的文字中，给这位蒙人庄子留下只言片语。

还有西汉人“讲黄老而不讲老庄”，更是将庄子与老子一并给忽略。学术大牛桓谭，居然连《庄子》都没有见过。又说两汉学者，没一人注解《庄子》（参见马鹏翔《论庄子哲学在秦汉时期的发展》等）。《庄子》那书，只有两万来字的“内篇”可能是真品（参见史国良《内篇研究》等）。

还有令蒙人庄子难堪的。据说在两汉加魏晋南北朝，整整七八百年时间里，他哪怕偶尔被提及，也多不是后面缀个尊称“子”，而是颇有些生硬地叫他“生”，与称孔丘、老聃、孟轲、荀况、韩非等被称为“子”比起来，尊敬的成份还是要逊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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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期间，蜀人庄遵的姓名发生了变故：因他的本姓冲了汉明帝刘庄的名，按那时代的政治明规则，这叫犯了大忌，于是由史家班固亲自操刀，将他的姓由庄改成严，让他姓严名遵。加上他原本的字“君平”，改称“严君平”。

尽管此时庄遵已过世七十年，汉明帝刘庄也死去五年，但在新一代史官班固和世人眼里，政治规矩该讲还得讲。

班固这一霸道操作也雄辩地证明，蜀人庄遵去世后不久，就已在江湖和庙堂同时暴得大名。

而此时，前面说过，那个蒙人庄子或庄周，似乎只在司马迁笔下玩了回快闪，就沉入历史深海，没入民间记忆。即使偶尔被人提及，也只是被唤作“庄生”，远不及同样在《史记》中以“子”现身的老聃、申不害和韩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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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班固笔下，庄遵，或严遵、严君平，有着这样的精气神：

知书达礼守规矩，不该吃的不吃，不该穿的不穿，不该拿的不拿，不该做的不做，哪怕是大官帽子只要他肯点头，就能马上扣到他头上，他也以忙不过来或不感兴趣或没那能耐为由，予以坚拒。最终他潇洒地活到九十多岁，留下几部大作，大堆传奇故事，带出一代名儒和文豪扬雄。

那么，严君平靠啥本事生活呢？以现在的眼光看，可就不那么高大上了：算命、教学。

对严君平这两件看家本事，班固也有如是描述：算命点到为止，只要挣到当天饭钱，就坚决收摊回家，哪怕天王老子来求算，也最多告知明天请早。

严君平早早收摊回家干什么？读书。读啥书？读《老子》。读《老子》是他的业余爱好？不是，是为解读《老子》。解读《老子》干什么？是为传播《老子》。

在这过程中，严君平招收学徒，收取学费。学费不是现金，但实惠丝毫不逊现金：老腊肉。据说与孔子当年收的“束修”相类。

严君平算命的最大成功，是算出自己死后二十年才发生的两件大事：王莽服诛，光武中兴。于是此后所有的算命先生，都拿他当人神来敬。

严君平解读《老子》的最大业绩，是写下十余万字的《老子指归》，大意是“老子核心思想”啥的，后世一堆研究《老子》的人，拿它当重要参考书。

严君平教书的最大得意，是前后花了八年时间，把扬雄这个入门时的郫县节巴，培养成名震天下的思想家、文学家和语言学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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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意思的是，在蜀人庄子红遍天下时，蒙人庄子在史书里休眠。

事情的诡异巨变，发生几百年后的魏晋时期，注《庄子》的人一下多了起来，且那些人大多也足够有名，譬如崔撰、向秀、郭象、司马彪、李颐等。且向秀与郭象之间，还就到底是谁注的《庄子》，闹下著作权纠纷。尽管替二人争那“权”的人，也不知那玩意儿争来有啥用。

大致从这时候起，“庄子”是蜀人庄子，还是蒙人庄子，争论随之热闹。譬如直到北宋，学术牛人邵雍也还直言：假如没有蜀人庄子和他的弟子扬雄，就没有后人熟知的《庄子》内外篇。

照邵雍的意思，不管史上有一个庄子，还是有两个庄子，也不管蜀人庄子才是大家说的那个“庄子”，还是蒙人庄子才是大家说的那个“庄子”，反正蜀人庄子和他的弟子扬雄，对后人熟知的《庄子》影响更大，自然也更接近大家心目中的那个“庄子”。

邵雍先生可非等闲之辈，人家是两宋理学奠基人之一。据说，他也是后世算命先生们的偶像。

不过，憋屈的是，蜀人庄子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越来越少被世人知晓，也如蒙人庄子样，长久 休眠于 史书之中。久而久之，蒙人庄子似乎成为唯一的真身庄子，甚至渐渐与文化庄子或符号庄子相重叠。

而蜀人庄子尽管依然享有大名，却在日益被冷落中，蜕化成算命大师。譬如诗仙李白留下诗两首，一首替他哀叹世风，“君平既弃世，世亦弃君平”（《古诗》），一首用他告诫朋友，“升沉应已定，不必问君平”（《送友人入蜀》）。前首道出蜀人庄子死后，不幸被忘得一干二净。后首载明在很多很多年后的盛唐，蜀人庄子已完完全全是个超级算命大师的形象，与所谓学术，所谓思想，所谓老子研究，丁点儿关系也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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浅寻蜀人庄子被忽略或低看的原因，可能存在他的算命本事盖过学术造诣这一历史错位。谁叫他能在当时的郫县及成都等地，单靠替人算命就能衣食无忧？谁叫他生前提到的“王莽服诛”和“光武中兴”，在他死后二十多年，竟被史实印证？

不过，更深沉的原因，恐与此庄子深居被“蜀道难”挡死的蜀地有关。盆地紧锁，关山阻碍，在交通与通讯双落后的年代，蜀地学人被低看，被传说化甚至被妖魔化，似乎是难逃的宿命。李白不就对蜀人庄子的学术成就半点不提，只拿他的算命本事说事么？除开李白自己的信仰偏向，极大可能与在他脑海里就只装着“蜀人庄子是个超级算命大师”有关。

譬如前述李白那句劝朋友“升沉应已定，不必问君平”的诗，前几句正是告诉这位将去蜀地任职的朋友，“见说蚕丛路，崎岖不易行。山从人面起，云傍马头生。芳树笼秦栈，春流绕蜀城。”粗读下来的印象最深点是：路难行或行路难。

再就是后来的统治者，除汉武帝和唐玄宗外，大多尊儒不尊道。因而尽管唐玄宗亲自编校《道德真经疏·外传》，力推《老子》和严君平的《老子指归》，但后者还是被更加漫长、更加浩大的儒家典籍和人物所淹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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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有个说法，蜀人庄子受冷落、被低看，与宋代出现孟子与扬子（雄），谁比谁更牛的争论有关。据说许多人认为，扬子在学术上、名气上都更胜孟子一筹。但当时掌握话语权的理学大师朱熹，认为扬雄在王莽政权里做过官，属于政治节操上的问题人物，因而直接将孟子的地位置于扬雄之上。恨屋及乌，扬雄的恩师蜀人庄子遭冷落、被低看，也就自然而然了。

朱熹这一独断专行，使得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蜀人庄子几乎彻底被正统所忽略。到了清代纪晓岚等人编纂《四库全书》时，早就被学人大量引证和研读的《老子指归》居然落选，理由是此作可能是后代人的伪造。

站在纪晓岚等人的角度，质疑《老子指归》为后人伪造，也是合理的：蜀道那么难，蜀地那么偏，蜀人庄子或严君平，咋可能整出那么部内容充足的大作？在他们眼里，恐怕对严君平能否得到《老子》，也持高度怀疑，就更不要说一个算命先生的注“老”水平会有多高了。

这里面还有个关键：纪晓岚等人也没见过《老子》的最早原本，仅用汉昭帝时期的《老子》（或《道德经》）与《老子指归》对比，来判断二者之间的关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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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情在公元1973年发生了变化。这一年，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五十多部失传两千多年的帛（丝织品）书，其中在两张分别抄着《德》和《道》的两文，被发现它们在汉文帝时期葬入墓中之前，就已经是旧物甚至是文物了。至少，比汉昭帝时期的《老子》（《道德经》）还要悠久。而传说中的《老子》或《道德经》，也从此又被称为《德道经》。

这一考古发现对蜀人庄子及严君平的意义，是终于证实他在《老子指归》中引用的老子言论，多与帛书《老子》相符合，足见当年他是读过帛书《老子》的。反倒是《四库全书》的编纂者纪晓岚们，才没有读过帛书《老子》。恰好那个曾被纪晓岚们怀疑的“伪作”《老子指归》，确实出自蜀人庄子或严君平之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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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惜，这一天来得太晚，孟子取代扬子（雄）、蒙人庄子盖过蜀人庄子的现实已经铸成，且铸得十分扎实。想要加以改变，几无可能。

埋没了也就埋没了，憋屈了也就憋屈了。蜀人与蜀文化被埋没受憋屈，远不止庄遵或严君平及其《老子指归》。

好在，此时人们口中的“庄子”，已不再仅局限于“哪个庄子”，而幻化或升华成“文化庄子”或“符号庄子”了：独行侠，大隐士，道家牛人，言行常出荒悖，举止非一般潇洒。关键是，二位跨越时空的神人，都姓庄，都被尊称“庄子”，都被重要的史书载入。尽管他们相距二百来年，身世与命运也酷似：一个沉寂几百年，一个埋没几世纪，都曾在漫长的时光隧道里被压缩，被重叠，被错用。

因此，说文化庄子或符号庄子，是由稍早的蒙人庄周和稍晚的蜀人庄遵合体，就显得更具合理性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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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啦，重要的事情重复五点：

第一点，司马迁所称庄子，是蒙人庄周，不是蜀人庄遵。

第二点，蒙人庄周代表作《庄子》，蜀人庄子代表作《老子指归》。

第三点，班固所称庄子，是蜀人庄遵，不是蒙人庄周。

第四点，史上多数人所称庄子，既是蒙人庄周，又是蜀人庄遵，有时候是蒙人庄周，有时候是蜀人庄周。

第五点，前后相隔两百多年、相距几千里的两个庄子，绝大多数情况下，是个文化符号，不妨称之为“文化庄子”，是两个庄子的合体，不独指哪个庄子。